随着世界疫情加剧和“战狼”外交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抗疫问题上的矛盾愈演愈烈。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疫情过后,隔离中国、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绝不是一种虚拟的假设,而是残酷的现实。

(一)排斥中国渐成主流意识

公开地、直接地批评我们的国家在持续增加,批评的层级也在明显提升。此前只有美国,后来加入了巴西。接下来,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德国等都加入进来。最近,连一向相对友好的法国也站出来公开批评。起初,批评我们的主要是各国媒体和议员。如今,不少国家的政要都直言不讳地点名批评,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自不必说了,法国总统、外长,英国外交大臣,巴西总统、部长,德国外长等,都用毫不隐讳的话语直接批评。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宣称,他们“处理疫情存在‘灰色地带’。西方不要过分幼稚。”,“不可能把信息自由的国家与信息不自由的国家拿来比较”。马克龙还表示,“我尊重他们,但也不要幼稚地以为他们很厉害,疫情处理得更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德国外长马斯于4月17日表示,我们看到武汉的数字再次得到修改,这当然令人担忧。就起因研究和疫苗开发而言,得知病毒的来源和病毒产生过程非常重要,希望他们改变文化习惯,发挥建设性作用。

国外的批评和排斥,刚开始只是停留在嘴炮上,最近逐步在往实质行动上靠拢。比如,追责、索赔,已经从民间行为上升到议员和政府行为,美国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法案;企业搬离中国已经从建议、倡导、鼓励,到政府拨出专项经费给予搬迁补贴。

迹象表明,疫情的发酵可能正在促使与中国脱钩变得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称:“新冠疫情对他们的国际声望是一次巨大打击。持负面态度的人不仅是欧美的决策者和精英,更是普通的民众。疫情过后,他们与西方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会进一步加剧。”英国前外交政策顾问伍德认为:“在美国和英国,甚至可能在更大范围的西方社会,这种反感有成为主流的风险。”

西方国家是选举政治,民众看法、主流意识对外交政策影响巨大。病毒肆虐已经被西方舆论成功转化成对我们的仇恨。这种仇恨,最终将转化为与中国脱钩的政策。

(二)中国被排斥的原因分析

1. 疫情处理受到质疑。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主要对我们在疫情处理的公开度、透明度方面持有很大怀疑。财新网几篇溯源文章、李医生事件、卫健委1月3日的文件以及网民曝出的一些信息,加剧了国外对疫情前期处理的怀疑。官方通报的病例数、死亡数,以及后来对病例数、死亡数的修正,特别是这两天对武汉死亡数的修正(正好增加50%,四舍五入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猜疑。

2. 病毒起源之争点燃战火。赵立坚的推特点燃了病源之争的战火,此后官方和科学家关于病毒并非或不一定源于武汉的或明或暗的表示,使战火继续延烧。这股烈火重新烧出了国外关于病毒源于武汉病毒所科研泄露的质疑,逆转了此前印度科学家论文广受批评的风向。美英成立包括政府、军队、情报机构和科研机构在内的专门小组展开全方位调查,一些科学家也从基因测序和比对的角度发表相关论文。虽然美英政府高层在公开讲话时尚未提出这一指控,但话里话外已经作出某种暗示。

3. 战狼外交火上浇油。先是赵立坚的推特,其后是中美两位女发言人隔空推特大战,接着是巴西使馆与巴西总统、总统之子的纠纷,接着是驻法使馆那篇莫名其妙并招致法外长紧急召见驻法大使的文章。期间,发言人们在宣传抗疫经验、要求世界感谢中国、遣责他国抗疫不力、对不合格医疗物资的辩护(比如不合格你别用)等方面犀利、强势的怼怼怼,进一步激化了国外的不满。

4. 制度输出引起警惕。官员、官媒、外交官以及小粉红在国内自媒体和国外推特上关于中国抗疫成功彰显制度优势的言论,特别是大国抗疫策略、要求别国抄作业和指责别国抄不好作业等新鲜提法,引起一些国家和官员认为我们试图借助抗疫向国外输出制度的疑虑。

5. 医疗援助引发反思。向国外捐赠、销售医疗物资和开展医疗救治中的一些做法,特别是长篇累牍的宣传,被国外一些人认为我们在利用疫情搞慷慨政治,利用医疗救助加强战略影响力。而对出口医疗物资的行政管控和过低的审批、通关效率,也广受诟病,并引发了美国、日本、欧盟对过度依赖我国供应链的反思,以致准备采取将制造业搬回国内的策略。

6. 民粹主义助推反感。主流媒体对国外疫情和抗疫的选择性报道、指责性报道,小粉红们在网络上的幸灾乐祸、推销作业、自我吹嘘,特别是约翰逊住院后的几万个点赞和对方方日记的围剿,让国外舆论极其反感,也引起国外政治精英对我国今后道路走向、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忧虑。

综观当今世界局势,我们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业已存在的5G、华为、网络安全、南海、台海、贸易战等问题,虽然在疫情期间显得不那么突出,但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相反,由于疫情导致世界对我们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国际声望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损失,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加棘手。更重要的是,新的问题和挑战呼之欲出,西方去中国化的态势业已形成,我们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形势,甚至比30年前那波制裁要严峻得多。
面对这个局势,从高层到民间,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及早筹划因应和化解的措施,切莫再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仍然认为世界离不开我们,谁和我们脱钩谁就失去机会。

(三)防止被法律脱钩

病毒源头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以西方国家当前的医学科技水平、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并根据此前我国公布的和世卫组织掌握的病毒资料特别是基因测序、病毒特征等资料,他们想查清病毒来源,至少查清病毒是来自于自然界还是人工合成的,完全有可能做到。因为病毒的传播和进化是有记忆的,是会留下“证据”和“轨迹”的。此时此刻,把水搅浑并非聪明之举,再浑的水也阻碍不了渔夫捕鱼。

西方国家盯着病毒源头不放,主要是他们高度怀疑病毒与武汉病毒所的关系,如果证实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我们将为此承担严重的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我们也将被世界“法律脱钩”。英国外交大臣拉布4月16日公开表示,“对新冠病毒是如何发生,他们不得不回答有关的‘难题’,绝对需要以科学为本,进行非常深入的事后反省,包括病毒如何爆发。”西方磨刀霍霍,都是奔着这个问题来的。

从世界上多数科学家的研究分析结果来看,病毒源自中国,源自野生动物,是普遍的共识。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搞清病毒的真正来源,并主动向世界公布相关的科学证据。在这个问题上,藏着掖着没有意义,把脑袋插进沙子解决不了问题。主动寻找并公布证据,就能有效驳斥人工合成和源自病毒所的阴谋论,避免出现最糟糕的局面。同时,我们可以放低姿态,坦诚地与世界对话,因为中国也是病毒的受害者。只要排除人为因素,就完全可以避免遭到各国的经济和法律制裁,毕竟此前的任何一场全球性瘟疫,都没有哪个主权国家遭到索赔和制裁。

当然,如果经过调查论证,证实病毒不是源自中国,那就更好了。
总之,这时候嘴炮没有任何意义,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才是硬道理。

(四)防止被政治脱钩

近几年,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有人把交恶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强大了,西方要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许有这方面的因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从外交上讲,挑战国际秩序,争夺国际领导权,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态,特别是以市场和国家财力为武器,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迫使有关国家服从我们的战略需求,恐怕是造成今日被动的重要原因。从内政来讲,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及极左的泛滥,也让西方感到害怕。而战狼式外交,则把内政外交中最让西方忌惮和反感的东西完美地融合起来,全方位展示给世界。这不可能不挑起世界的戒心。

原来就已经恶化的中美关系,在疫后时代将更加困难。美国停止对世卫组织的资助,表面上是美国对世卫的发难,其实子弹还是打在我国身上。调查我国处理疫情的表现和追究我国的责任,已经成为美国两党高度共识,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提案。美国在第二阶段中美经贸谈判中,必然提出更为严苛的要价。台湾牌、香港牌、南海牌将在疫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本也出现问题的中欧关系,由于新冠肺炎的出现,加速了恶化的趋势和进程。英国情报机构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平息后,英国需要重新评估与我国的关系,并考虑是否需要对高科技和其他战略行业实施更严格的控制。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表示,英国在疫情结束后必须重新检讨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更多地与其他自由国家合作。英国外交大臣明确表示中英关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毫无疑问,一切都不可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继续。”而欧盟已经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加现实的战略,他们认为“十二三年前关于欧中可能存在共识和互信的幻觉消失了。”他们认定中国是欧盟的“系统对手”及“战略竞争者”。

中美俄三角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特朗普的通俄门已经过去,对俄友好的压力已经解除。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必须拉住俄罗斯。而乌克兰事件后受到西方严厉制裁俄罗斯也急于改善与美欧的关系。此时此刻,双方都有捐弃前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动力。而新冠疫情,则为普特搭建了桥梁。日前,普特通话已经互递橄榄枝。疫后时代,普京出于改善俄美关系的需要,一定会与美国走近;虽然普京不至于公开站到中国的对立面,但出工不出力、光打雷不下雨一定是俄罗斯对华的策略。

新冠大流行极可能终结中国与非洲的蜜月。前一段时间非洲的广泛抗议就是一个糟糕的苗头。非洲疫情大规模爆发后,必然要求中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援助他们。这些靠金钱维护关系的国家,一旦你做得不尽人意,或者做得没有其他国家好,反水是必然的。非洲国家要求中国豁免债务的呼声已经甚嚣尘上,法国等西方国家也在煽风点火。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豁免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巨额债务吗?

至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东欧国家,自然站在美国一边。

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仍然是当前外交工作的主轴。战狼外交绝对是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毒药,也是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毒药。

外交工作只有回归到理性平和的轨道上来,才能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回归正常。因此,对之前的战狼外交和老王卖瓜式的对外宣传,应该进行全面消毒;逞一时口舌之快、要了面子丢了里子、逮谁咬谁的套路必须全面叫停,即使是驳斥西方的故意责难和抹黑,也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

要根据自身的力量,从人道的角度,低调做好对外医疗援助工作,摒弃“世界感激中国”、“中国体制优越”等论调,停止推销抗疫“兵法”,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只要真诚地帮助别人,而不是把这种帮助当成外交武器,或者拿这种帮助来吹嘘炫耀自己,反而会得到受助者的尊重、信任和感激。

改善对外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放弃一些急功近利的利益诉求,避免去挑战主流国际社会公认的秩序和规则,避免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渴望获得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权、领导权和战略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其牵头制定的游戏规则,在主流国际社会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当前,我们无疑没有实力去挑战和改变这些规则。当你无力去制定规则,又想从这个规则所规范的秩序中得到利益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尊重和服从规则。试想,在现实生活中,谁愿意和一个不守规则的人打交道。在现有规则框架内闷声发大财,等到你有足够实力时再去改写规则,这才是明智之举。

当然,改善对外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从来没有独立于内政的外交。只有在内政上隔离极左病毒,增加透明度,激发社会活力,捍卫改革开放成果,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外交才能走上正轨。

(五)防止被经济脱钩

疫情让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供应链方面的依赖。在欧美的决策圈和精英圈,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与中国“脱钩”。英国前任外交大臣黑格称:“我认为,这场危机进一步证明了有必要为西方对华政策建立两个主要支柱。第一,因为中国不会遵守我们的规则,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许多方面从战略上依赖中国,包括技术。另一个支柱是,我们必须在战略上独立于中国,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种与中国合作的方式。”美国官员和议员,包括特朗普本人,已经多次呼吁美国要摆脱对中国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依赖,要让供应链,特别是医药供应链回归美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建议,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应该找到协调一致的方法来应对中国。

事实上,与中国脱钩的已经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呼吁,而是开始落实到行动上。

几天前,英国议会出面干预,致使中国投资者被迫放弃了控制英国一家高科技公司ImaginationTechnologies的计划。

4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拨款22亿美元,协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或转移至其它国家,以恢复中断的供应链。

4月8日,德国联邦内阁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旨在阻止遭受武汉肺炎疫情打击的德国企业被外资趁机收购。该法规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实际上是直接针对中国的。

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电视节目中说,美国政府应该为希望撤离中国的美国企业提供全部的“搬家”费用。

4月9日,美国司法部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撤销对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的运营授权,禁止其在美国的国际通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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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场疫情加剧了中、西之间的不信任,导致西方国家扩大在本国的生产,并试图形成一套独立于中国的生产体系和供应链,这将使中国的制造业和创新科技落后甚至与西方脱钩。

当然,我们的一些官员、御用学者此时有十分自信地跑出来壮胆,说什么中国有一流的交通、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庞大熟练工人、工程师队伍,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是世界离不开中国,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说中国有广大的市场,和中国脱钩就是丧失挣钱的机会;说企业搬迁成本巨大,资本都是逐利的,在中国建厂的企业最终会选择留下来;说全世界都被疫情包围着,只有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世界的资本只能往中国这个安全港流,不可能流向疫情国家。

冷静想想,上面的基本观点是站不住的。

其一,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早就被东南亚国家取代,西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程师队伍并不比我们差。西方国家推动的制造业回归,是从产业安全、国家安全、防止对中国过度依赖的战略高度出发的,他们将把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事实上已经这么做了),把核心产业转移到本土。

其二,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这一轮全球化,中国对外贸易持续上升,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产品最大供应商,特别是长期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去年,中国的外贸总额占到GDP的31%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已经很高(美国不到20%)。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其灾难可想而知。

其三,西方国家如果真的与中国脱钩,他们必然抱团取暖,构建一个自成一体的半全球化,唯独把中国排除在外。届时,我们制造业中很多由西方国家掌握的核心部件,将丧失供应来源,中国的制造业将一蹶不振。

第四,中国虽然有广大的市场,但中国一旦与西方国家脱钩,其结果必然是经济下行,失业增加,收入下降,请问届时购买力在哪呢?

其五,虽然外企搬离中国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但如果西方国家给本国企业报销搬迁成本,那么这些企业也会拒绝本国政府的要求吗?

其六,当前虽然中国的疫情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但一年以后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世界疫情得到控制了,这个优势还存在吗?再说了,目前虽然国内病例少,但外国人是不让进来的,这种优势只是假设的优势。

其七,世界创新的中心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一旦脱钩,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无疑会一落千丈。

其八,当前国内经济法制倒退,税负居高不下,国企高歌猛进,行政干预加剧,企业财产安全和经营安全面临更大不确定性,贸易战使外贸企业成本增加,这些也是外国企业撤离中国的动因.

综上,我们的优势不足以让世界离不开中国,也不足以阻止世界隔离中国。

中美脱钩、中西脱钩,虽然各有损害,但对中国的损害最大,40年改革红利将丧失殆尽,届时全民真要勒紧库腰带过日子。

当然,西方真要去中国化,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而且现在毕竟只是开了一个头,还没有全方位实施。那么,接下来留给决策者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经济上阻止世界去中国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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