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转帖,作者: 不详

袁世凱之後的北洋政府因為五四運動的爆發,被歷史教科書定義為腐敗無能,但事實不是這樣。

北洋政府是中國近代史上真正按照行憲體制建立起來的,唯一實現過三權分立的中央政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它是個典型的小政府大社會,它治下的中國事實上處於高度的地方自治狀態。軍閥割據是事實,但國家割而不裂。這個政府因為各種派系的制衡經常顯得亂糟糟,但它並不無能,更不軟弱。

它在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借錢出兵,長驅直入外蒙,收回當時已經脫離中國的外蒙,特別是被俄國竊取的唐魯烏梁海地區;還派出海軍和陸軍進入海參崴,在十月革命的亂局中強勢撤僑,整個過程長達三年,撤僑數十萬。蘇聯還為此把中國列為「十四個武裝干涉蘇維埃的國家」之一。 

在北洋政府的治下,中國收回了多國租界和領事裁判權,在東北、山東等地還收回了路權,廢除外國僑民特權等。

北洋政府對外不軟,對內不硬。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1918年5月21日,北京學生風聞中日兩國將簽訂軍事協定,遂發動集會,求見總統馮國璋。馮國璋不僅親自接見學生,而且還耐心一條條講解談判條文,證明談判的不是賣國條約,一直說到學生們心滿意足才罷。

五四的歷史背景:

這個跟1904年的「日俄戰爭」有關。1900年義和團之亂後,俄國借機出兵佔領東北,事後也就賴著不走,圖謀東北的野心很明顯。滿清無力收回東北,就想出了一個「引狼博虎」的計策,秘密邀請日本人趕走老毛子,私下允諾事成之後轉讓原來老毛子在華的權益。  

實事求是的說,邀請別人來家裡打仗雖然有點窩囊,但這對滿清而言,是無奈之選,某種程度上也選對了。

對於日本人而言,當然不願意當雷鋒,犧牲如此之大,自然認為中國理應有所回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北洋政府承襲了滿清政策,一開始就要應對日本對於日俄戰爭成果的索取,惹出日後的是是非非,實際上是滿清歷史遺產的影響,沒有太多選擇。

而要特別說明的是,被中國人認定袁世凱賣國的「二十一條」,實際上最終成文於的《民四中日條約》,總共「十三條」,其中只有十條跟日本的要求符合。袁世凱當時確定的談判原則是:日本人實際已經得到的,可以讓步;日本人尚未得到的,決不輕給。 

當時具體負責談判的曹汝霖、梁士詒、顧維鈞等人逐條力爭,讓日本人十分惱怒。而袁世凱在談判中還故意將談判內容洩露給西方列強和國內民眾,引發各方壓力反彈,所以最終的結果其實和日本想要的相去甚遠。在日本以戰爭威脅的前提下,這個談判結果並不是太差。

雖然曹汝霖等人從外交角度不辱使命,但在民間看來,但凡不平等條約,簽約的自然名聲就好不了,這也是五四運動中「賣國賊」的天然設定。普通民眾的好惡是對立二元論,很難考慮所謂的歷史背景。作為在五四運動中被罵慘的外交人員,陸徵祥其實是北洋時代少有的專業外交官。思想非常開明,在1905年就率先剪掉了辮子。他主政外交部期間,廢除了外交人員由高官保舉的潛規則,堅持選拔「不鬧笑話之外交官」。凡無外語外事專業者不予授職,甚至連袁世凱的侄兒也因此離任。所以北洋時代的外交官,是公認的中國近代平均素質最高的。  

他因為背負罵名,也沒有回國,隨後棄政,直接在比利時當了神職人員。

當時學生們著名的「火燒趙家樓」就是燒曹汝霖的宅子,但是曹跑得快,正好在串門的章宗祥就被狠狠揍了一頓。章宗祥雖然被學生毆打致腦震蕩,但是他事後主動提請北洋政府釋放打他的學生。涉嫌縱火被抓的學生在警局待遇非常好,不僅好吃好喝,當時的警察總監還專門來慰問。北洋政府為了平息事態,也很快撤了「賣國賊」的職。

曹汝霖在被撤職後,聲名俱毀,他深受刺激,也不再問政,轉入實業界。他開了一家醫院,中央醫院——就是今天北大人民醫院的前身。這家醫院屬於慈善性質,所用開支由曹汝霖籌措,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費。抗戰時期,曹汝霖為了「輓回前譽之失」,多次拒絕了日本人的利誘。雖然日本人把曹汝霖看做統戰的理想人選,強行給他掛了很多頭銜,但曹汝霖始終沒有出山。  

不光是曹汝霖如此,北洋時期的高官在抗日時期的氣節都特別突出。如段祺瑞、吳佩孚、袁克定、靳雲鵬等,由於社會聲望高,都是日本人特別注意拉攏的對象,但這些人都拒絕了。  

但萬分諷刺的是,五四運動中參加「火燒趙家樓」的北大學生領袖梅思平,這個風光無限的愛國青年,反而後來出任了日偽政府組織部長、內政部長等職務。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以叛國罪處決。
運動乾將之一的胡適就曾經表示,「新文化運動,無論形式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茅盾則說,「人的發見,即發展個性,即個人主義,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主要目標。」  

所以,五四運動的核心還包括對人權的解放,這個概念是相當超前的。甚至可以說,它比德先生和賽先生更為重要。唯有懂得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是現代文明的基礎所在,我們才能在一百多年後,更好的解讀五四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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